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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学者评蔡英文当局执政:笨懒坏狠】

2017-11-2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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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九周年

  5月1日,初夏的映秀镇还有些许寒意。

  赵文艳一如往常般早起,穿上社工专有的橙红色马甲,从汶川县城坐公交车赶往映秀。在这地广人稀的县城,她当社工8年来,几乎一半时间都在赶路。

  2009年11月,在广东省对口援建工作组的帮助下,汶川成立了第一家社工组织——广东大同社工站,介入灾后重建。2009年底,辞去了民政局的工作后,赵文艳成了大同的一名社工。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不仅改变了山川容颜,也改变了与灾区相连的个体命运。和赵文艳一样,无数社工和志愿者的人生轨迹因地震而改变。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曹嫒嫒 陈彧 罗斌豪 发自汶川

  策划统筹:孙国英 严亮 张蜀梅

  灾后重建的力量

  早上9时20分,公交车停靠在映秀镇卫生院附近,下车后,赵文艳脚步匆匆,快步赶往映秀莞香广场。

  镇上的志愿者们已经搭好场地,欢迎游客的横幅已高高挂起,40余名穿着民族服装的志愿者悉数到场等候召集。

  赵文艳叫上几个驻村社工,很快把志愿者组织起来,在广场上一字排开。志愿者们被分成3个组,为有需要的游客指路、带路,提供开水、创口贴及藿香正气水。组织完后,赵文艳和其他社工也加入志愿者队伍,为游客介绍映秀。

  有同事劝赵文艳中途休息下,赵文艳摇摇头表示拒绝,“现在人不多,不累”。

  这是为了庆祝“五一”而举办的一场志愿者活动。自2009年加入大同社工站以来,这样的活动赵文艳组织了无数次。

  赵文艳是土生土长的汶川人,不是社工专业毕业的她,却对这份工作有种近乎痴迷的热爱。

  时间回到2008年5月,汶川人赵文艳还是北京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5月12日地震时,她正在绵阳市区,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确认家人都平安后,就赶到了绵阳体育馆当志愿者。

  平常就热心助人的赵文艳,面对无数的伤者,一股无力感却涌上心头,“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发发物资”。

  赵文艳说,这种无力感持续到遇见大同社工站的创始人刘静林和周小燕。

  2009年6月,大学毕业的赵文艳回到汶川,成为县民政局的一名合同制工作人员。而彼时,社工辅导工作正式纳入广东援建的一部分,刚刚从广东来到汶川的刘静林和周小燕,正着手成立大同社工站,因为经常到民政局办事,他们很快熟络起来。

  周小燕向赵文艳描述了未来社工的重要性,尤其在汶川灾后精神家园重建过程中。受其影响,赵文艳也逐渐意识到,社工对于刚刚经历过地震的汶川人民的紧迫性。

  2009年12月,大同社工站在汶川挂牌成立,在广东省对口支援汶川县恢复重建工作组的支持下,广东援建组援助资金424万元。

  赵文艳在机构成立之时就辞了职,加入了大同社工站。

  在汶川的社工中,与赵文艳有相同经历的不在少数。2010年,作为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一名志愿者,毕业于南方医科大学的荆志花来到汶川,两年后加入大同社工站,成为一名专职社工。

  同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向梅,服务期满后,选择留在了汶川县做一名社工。

  ……

  逆境中重新出发

  对刚走出校门的年轻大学生来说,社工的生活有着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社工们分小组到各个镇驻站,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几年。赵文艳被分到水磨镇,刚到时,她找到社区,在办公室搭了张床就住下了。

  社工收入也不高。2010年底,赵文艳的男友欧阳海兵也应聘进了大同社工站,成为一名社工。两人初进大同时,每月只有1500元的工资,即使现在,月收入仍然只有3000多元。

  大同社工站人最多时,有30多个工作人员,在赵文艳进入机构后,陆陆续续有人离职,流动性比较大。

  赵文艳说,有的社工来了汶川,很快被艰苦的环境吓跑;有的上有老下有小,无奈离开;还有一些人想帮灾区,但空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曾有持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志愿者去安慰受灾者时,听了几句哭诉,自己便失声痛哭起来。

  按照约定,广东援建出资购买项目的期限是3年。赵文艳的家人曾担心,社工的工资低、工作稳定性不够,曾一度劝赵文艳回体制内工作。

  家人的担心正逐渐变成现实。

  2013年3月,3年的服务即将到期,机构的经费来源成为一大难题。当时,机构的人已经走了一大半,慢慢地,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社工也逐渐离开,最后只剩下赵文艳和欧阳海兵两个人。

  这样的困境,在汶川的其他社工机构中也存在。赵文艳说,除了大同社工站,其他之前进驻汶川的志愿者工作站,因人员缺乏等问题,陆续关停了。

  在赵文艳的坚持下,社工站有了转机。2014年,汶川县政府决定,给予包括大同在内的3家社工组织每年60万元的购买服务,针对学校、社区、志愿者等开展项目,这可解了赵文艳的燃眉之急。而在此之前,赵文艳已经欠下了不少外债。

  “永远不走”的队伍

  早在机构成立之时,赵文艳和同事们就做了大量调研,了解到灾区人们对心理援助的需求日渐明显。

  在映秀做社工服务时,赵文艳了解到,当时经历过地震的人都有心理创伤,尤其是在地震中失去小孩的母亲,赵文艳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有些母亲精神恍惚,在家一坐就是一天,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于这种情况,有时赵文艳竭尽全力,也无法慰藉绝望的求助者,有时求助者会因为赵文艳持续的开导,而慢慢敞开心扉。

  映秀人沈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沈阿姨在地震中失去了小孩,赵文艳带着社工去她家,陪她聊天,一待就是半天。对于社工的开导,一开始沈阿姨基本都不理会,时间一长,也就慢慢打开了心扉。如今,沈阿姨也当起了志愿者,每次只要一有活动就会参加。

  灾后重建完成,伤痛也随着时间被抹去。摆在赵文艳面前的,是如何转变大同社工站的服务方向。

  “灾区的社工服务,要从关注精神家园的建设向关注群众生计问题转变”,在多年的工作中,赵文艳逐渐摸索出这条道路,“一来可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二来可以使他们的生活有奔头”。

  地处偏僻高山的映秀镇黄家院村是当地的典型贫困村。赵文艳从2015年起带着社工团队到村做工作,情况令人始料不及,“震后村民们养过蝎子,结果亏了不少钱,就灰心丧气地等帮扶资金过日子。看见我们不是来送钱的,就赶我们走”。

  团队没有放弃,多次跋涉上山,挨家逐户上门了解村民的需求,渐渐获得群众理解。“我们争取到中国扶贫基金会的支持,带领20户农家组成互助小组,以扶贫基金补助一部分、农家互助一部分的形式,养起了‘跑山鸡’,并请畜牧专家上山培训村民。”最后,这20户人家每年都得到了几万元的收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机构成立至今,汶川大同社工站累计服务过当地10万余人次,组建了一支13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经常服务的有300人。承办过50个民政部、儿童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的项目,并且已经顺利结项。

  赵文艳时常想,如果没有地震,也许她会和爱人到更远的地方看看。经历地震后,她觉得自己要为家乡的重建做一点事,汶川需要的是一支永远不走的社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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