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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4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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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7日,朱立伦以99.6%的超高得票率当选新一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这标志着国民党自2005年以后长达10年的马英九时代终于结束。

  但是,朱立伦能否摆脱马英九的高开低走的声望模式,能否重新塑造国民党的政党形象,收复民意失地,不仅考验朱立伦的个人能力,还与国民党的权力结构、制度改革,以及台湾社会的分化变动直接相关。朱立伦领导下的国民党只有加强改革、扩大开放(“改革开放”),才能在短期内提振国民党的士气,凝聚其社会基础,打好2016年初的选战。

  对国民党来说,改革,意味着旧的党务运行体制、机制需要进行有方向、有步骤的调整;开放,意味着改变党内权力结构的封闭格局,增强民意吸纳能力,扩大社会参与。国民党的“改革开放”,是台湾社会变迁形势和选举压力对一个百年老大政党的新要求,也是国民党重新焕发组织活力的契机。

  “内造化”政党方向

  朱立伦宣誓就职党主席后表示,国民党党务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内造化、志工化、战斗化”的政党,他的第一波党务人事案任命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前嘉义市长黄敏惠担任专职副主席,郝主管智库发展,黄负责组织调整。智库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更好地规划党务改革与吸纳公共政策建言,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决策服务,而组织调整的主要内容即是党务体系的“内造化”。

  在政党类型学上,所谓“内造化”政党,是指按照西方议会内阁制的传统,“党在议会之中”,政党管理层主要由该党籍的议员构成,亦即由议会公职人员和志愿人员(志工)进行党务管理,而尽量减少专职的党务人员。相对而言的“外造化”,则指政党管理层主要为议会之外的专职党务人员,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非西方政党多属“外造化”的范畴。

  20多年来,在台湾民主化进程中,国民党也发生了政党转型,其基本方向就是从“外造化”政党向“内造化”政党转变。一个突出表现是,国民党“中常委”的身份结构,在1990年代中后期,60%左右是专职党工和行政官僚等,“立法委员”只占30%左右;而到2012年,这个比例倒转过来,民意代表占了超过50%的比例。

  不过,马英九执掌国民党期间,“立委”群体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结构中虽然上升,但在“中常会”和各种党内决策机制中并不占优势。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国民党具有悠久的威权主义政党传统,专职的党务官僚一贯控制国民党中央权力及其运行,不愿放弃权力,自我革命;二是1999年以后随着“立法院党团协商”制度的建立,“国会自主”得到重视,“立委”不再唯国民党中央之命是从,即便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后,党籍“立委”也多坚持“立法权”应与“行政权”和“党权”拉开距离,追求“立委”本身的自主性;三是王金平连任5届“立法院长”,在国民党内形成一股以亲王派“立委”为核心的重要势力,受到马英九的警惕与防范。

  “九合一”选举前后,台湾舆论一边倒地批评马英九的公共政策决策脱离民意,其中最主要的是马英九主导的国民党党权和“行政权”在决策时缺乏和国民党籍“立委”的沟通,多次出现虽然本党不少“立委”反对,但行政体系一意孤行、强力决策的局面。

  最典型的案例是,1月上旬台湾“交通部长”叶匡时负责推动应对台湾高铁破产的财务改革方案,但是该案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时居然被不分蓝、绿的“立委”一致联手反对,致使财改方案失败。这就是马英九主政下国民党党权与“行政权”、“立法权”存在紧张关系的后遗症。

  朱立伦提出国民党改革要彻底“内造化”,最关键的就是要把更多的“立委”吸纳进中央党部核心决策机构之中,改善党权、“行政权”与“立法权”三者的互动关系。为此,朱立伦邀请“行政院秘书长”李四川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邀请高雄市“立委”黄昭顺、台中市“立委”卢秀燕担任副秘书长,并且说服台北市“立委”赖士葆担任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大党鞭”—政策会执行长。

  这一波人事布局不仅照顾了台湾中南部的民意代表,而且大大提升了“立委”在国民党中央的话语权。此外,考虑到赖士葆和黄昭顺分别与马英九和王金平关系密切,因此朱立伦的人事布局可以说充分考虑到协调延宕一年多的马、王矛盾,力求促进党内精英的团结。

  党政关系的挑战

  “内造化”是朱立伦改革国民党的重要内容,但国民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台湾政治体系的方方面面,内造化改革势必牵动全方位党政关系的变化,迫使朱立伦必须面对更多方面问题的挑战。

  2005年以后,对美国式民主政党制度推崇备至的马英九,对过去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干政的作派深恶痛绝,加上当时“马英九现象”流行一时,马的个人形象超过了国民党的政党形象,因此马本人有意无意地贬低党组织的作用。他所提出的“党政分际”概念,实质上是要重新塑造党政关系,推动党政分离。

  从2008年以后的国民党政治生态来看,80名左右的国民党籍“立委”和十多位国民党籍地方县市长成为国民党内部的两大势力,“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和“县市长协调会报”因而成为国民党决策的两个主要平台。

  由于2008年以后“立委选举”实行“单一选区两票制”,“立委”选区缩小,选举竞争激烈,大部分“立委”的问政重心在小选区事务与“中央党部”决策中摇摆。至于县市长乃是民选,更有动力以本地民生需求为由与“中央党部”博弈。如此,台湾地区的行政运作,不可避免走向本土的“碎片化”,亦即“碎片”式的本土利益影响上层层面的重大整体施政。

  这些政治形势,意味着“党政分际”的实际运作十分复杂。在马英九党职、政职集于一身的时候,“中央党务”实际上服从于“中央政务”,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把“中央-地方”关系考虑进来,党政分际还涉及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和民意代表之间的复杂博弈,其中就有很多矛盾和张力。

  朱立伦时期,由于执政党党主席和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上述党与行政、党与立法、台湾地区与下属各地等关系结构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朱立伦没有“台湾地区行政权”,新北市市长的身份无法让他去协调各地方的利益关系,他很容易成为“最弱党主席”,各项改革举措难以落实。

  这其实是复杂的党政关系背景下最大的难题—一个亟需改革的政党无力推动改革,只能无奈面对支持者的失望眼神,坐视选票不断流失。从朱立伦就职以来几天的表现看,他迅速行动起来,不断在党内开展游说、征询和促进团结的工作,争取到越来越多的党籍“立委”和派系的支持,有望形成改革的合力,继续推动国民党的组织发展与适应性转型。

  开放,才有希望

  国民党主席补选之前,朱立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走遍台湾北中南地区,举行了十多场政见说明会,一再对基层党员表示国民党一定要改革成为新的开放的政党。他说:“欢迎所有人走进党,开放才能让更多优秀年轻人参与,国民党才有希望。”并且还承诺让基层民意代表、村里长担任基层党务干部,帮助国民党更及时有效地反映社会民意诉求。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几十年来都是精英型政党的形象,而且“党国一体”的旧体制培植出一大批党务官僚,各级党部的衙门作风很盛,人才向上流动的空间狭窄。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马英九个人清廉、守法、勤政的清新形象一度盖过了国民党的老大政党的负面形象,但是随着党内高层精英和各方大佬们政商既得利益关系的重新形成,国民党的负面形象又唤起民众的不良观感,随之越来越多的选民“用脚投票”,远离国民党。“九合一”选举中,80%的新世代“首投族”支持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就是国民党过去僵化保守和脱离民意等症状的一次总爆发。

  相反,民进党通过街头反对运动起家,擅于从社会中下阶层吸纳人才,敏锐顺应民意变动,积极开展社会动员。而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却面临着不开放就要被台湾新世代所彻底抛弃的命运。

  因此朱立伦疾呼建立“开放型政党”,其来有自,切中了国民党的一大弊端。除了党政经精英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必须得到纠正,国民党的党务体系和党部机构需要开放创新,吐故纳新,扩大基层参与,吸收新鲜血液。

  国民党的党务系统,包括中央党部、县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和基层小组。经过2002年和2004年连战执掌下国民党的两次改革,中央党部的党务部门和专职党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裁并和精简。

  尽管和更加简约的民进党组织体系相比,精简后的国民党党工人数也算不少,薪水开支仍然较大,但至少初步克服了过去的冗员问题。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现在挑战国民党的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中央党部层面,主要是选举议题策划与政党形象塑造;在地方和基层党部层面,则主要是如何更有效地传播政策、吸收年轻世代、反映社会民意以及更有效地做好辅选动员工作。

  这两个层面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扩大社会参与。在网络时代,各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新世代进行信息传播、意见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主要手段,而国民党中央在这方面已经落后民进党太多了。笔者去年“九合一”选后在台湾调研发现,虽然国民党青工会和青年团都想开展网络动员,但是缺乏议题内容的配合和人力支持,网络传播工作十分零散,基本没有吸引到年轻人的支持和认同。而且,年轻选民的民意诉求并没有得到有效地吸收,也很少转化成候选人的主打政见。因此,社会力量,特别是新世代的力量对国民党没有形成参与效应,国民党的政党形象失去了刷新的机会。这就是朱立伦推动国民党开放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对网络时代的新世代青年诉求的有效吸纳。

  在地方和基层党部,很多地方弱势群体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和反馈,党部的辅选工作沦为形式化的搭台、站台,最多组织社区老年人当听众,而庞大的中青年群体则缺乏参与感。这些问题迫使朱立伦必须沉下心、弯下腰,梳理党内反映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团体的平台,并加以强化或重建,形成把社会民意转化成党组织政见的有效机制,改变社会中下阶层对国民党代表大财团资本家的刻板印象,重塑重视社会民生的政党形象和社会认同。

  与时间赛跑的朱立伦

  留给国民党的时间不多了。朱立伦虽然刚刚就任党主席,但是各种选举压力马上接踵而来,包括2月份的“立委”补选、3月份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初选等,以及最重要的2016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立委”选举。可以说,朱立伦只能与时间赛跑,勤奋果决,高效施政,才能尽快推动国民党的改革与开放,力争在2016年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取得一定的改革效果,刷新国民党的老旧形象。

  与时间赛跑意味着,不能坐等制度改革及其绩效的缓慢发挥,还应积极通过人事安排,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改革的合力。同时,应努力沉下身段,深入基层唤起普通党员的热情,唤醒全党的危机感,形成对改革开放的压力与动力。

  随着马英九执政团队逐渐进入看守期,很多重大施政难以推动,而且国民党的党政最高领导人史无前例地不是同一个人,朱立伦要在重要公共政策上有所作为显然不大可能。但是,能否建立好党权、“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合理关系和良性互动,确实是台湾民众看待朱立伦改革魄力与能力的重要参考。因此,朱立伦当下对国民党改革开放的建章立制,必须大破大立,体现改革的决心与信心,才能在短时间内赢得民众的初步信任,并且为今后的长期化改革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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