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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冬雨鬼马写真曝光 尽显青春俏皮】

2017-12-13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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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告别“摸着石头过河”,正走在“中国道路”上。“中国梦”似乎在不太远的地方招手。

  这条路充满挑战,不安全感如影随形。对于官方来说,特别要防御一些可以想象到,或本来就在想象之中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有一个挑战如期而至。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这将终结中国几十年的城乡隔离。在城镇化、维持经济增长这两个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格局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第一次加速度地进行重构。

  在社会分层中,属于下层社会的人群,将从制度和市场的边缘地带,被全方位地嵌进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黑压压的社会下层将和社会中层、上层共处于一个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已经有富人区、中产阶层小区,但不知会不会有贫民窟。

  下层社会总是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当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他们会有什么变化呢?对中国的走向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谁是社会下层?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从阶层上来说,总存在一个“上层-中层-下层”的结构,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中,有一个属于他的“社会位置”,从中得到或失去,成功或失败,幸运或倒霉。

  这个结构一定是不平等的,但不一定不公平。我们可以对阶层的世袭表示极大的愤慨,也可以指责官员、富人的子女在教育和机会上,利用其地位优势占了便宜,但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努力奋斗攀爬到了社会上层,我们对此还能说什么呢?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分层大师们都会有这样的思路:当我们说到某一个阶层的时候,要问一问的就是:他们是些什么人,在这个社会中有,或没有什么?因为正是他们有了什么,或没有什么,才如此这般。

  关于中产阶层已经有太多的研究。他们是很多群体的集合:公司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各种中小企业老板、企业管理人员,等等。虽然在经济上,中产早有“下层化”的迹象,但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仍是中层。一个公务员、一个公司白领,从骨子里就不会把自己和农民工认同为同一个阶层。他们也不是一伙的。

  社会下层呢?他们是谁?

  在各种话语中,人们习惯了把中产阶层以下的某些群体称之为“底层”。但这个概念并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而是在隐含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指的社会处境。人们的处境值得同情。但用“社会下层”这个概念更能描画出一幅准确的社会学肖像。

  下层社会从概括上,起码囊括了这些人:农民、新生代产业工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员工(比如超市普通员工)、拥有城市户籍的贫民(家庭收入低于所在城市平均水平,需要购买或租住保障房)、非垄断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低保户、小贩、下岗工人、流浪汉、被遗弃的老人和孩子、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小混混、站街失足女……相对于社会中层、上层来说,社会下层的群体、阶层构成要庞杂得多。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无权、无余钱、无高学历。换言之,在中国,权力群体、资本群体、知识群体,在阶层地位上,混得最惨至少都是中产阶层。

  《南风窗》记者不打算讨论处于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群体,比如小混混、失足女。另外,也不把目光放在下岗工人、低保户身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们或是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对社会结构没有什么冲击。至于被遗弃的老人和孩子,则已经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对接下来的社会走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关注的,是构成庞大的下层社会,在制度和市场上都处于较低地位的各个阶层、群体,诸如上面所说的农民、新生代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员工、非垄断国企普通员工。他们是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阶层,而非寄生阶层。这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层级,当他们被整合进“上层-中层-下层”的阶层结构,进入主流社会空间,新的问题就来了。

  一个社会要维持它的秩序,尤其是,国家权力要维持它对社会的治理秩序,必然要进行社会控制。而社会控制的“重中之重”就是对下层社会的控制、防御。当在制度上、社会空间上、经济结构上消除了对下层社会的区隔,社会下层和中层、上层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相遇”时,如何确保他们不冲击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治理秩序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在经济结构上容纳社会下层(因为已经离不开他们,也不能让他们游离于经济结构之外成为流民),尽可能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同时,大力传播主流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形成牢固的政治认同。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

  但并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发生。搞得好,中国新的社会格局的重构会非常顺利;搞得一般般,下层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仍然会按照他们的行为逻辑行事,但冲击到的,正如今天一样,并非国家权力。搞得不好,社会下层可能会和别的阶层一起,成为冲击秩序的强大力量。

  可能的“内爆”?

  在历史上,中国发生过的农民起义都有一个特征:是一帮被甩到社会结构边缘或之外,被从经济结构中剥离的人干的;同时,这帮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

  但现在明显不一样了。在网络上,经常可以见到北京、上海等地“土著”的排外声音,他们所讨厌的“低素质外地人”,更多的是社会下层。但很遗憾,小到每个城市社会,大到中国的经济—从而也是社会和政治—能够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这些人了。他们不仅不再离开,而且还会作为一股不知道是福是祸的力量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层-中层-下层”的阶层结构在社会空间里是如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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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城市和农村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同时又都被国家权力强有力地控制。在城市内部,社会下层或者有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或者被全方位地纳入防御的网络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人数极其庞大,但和中层、上层有着制度和地理上的隔离,大家并不共处同一个社会空间,无论在社会下层那儿发生什么,对中层、上层都影响不大。换句话说,他们的命运,并不能影响到别人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和地理上的隔离被打破,允许农民出来打工了,城市里的社会下层,也可以做生意了。这一社会流动开启了中国阶层结构的局部洗牌,在制度分配资源的同时,市场也有了分配资源的强大功能。

  但直到“80后”成为打工主力之前,社会下层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仍然是零星的,多是做保姆的进入,绝大多数人只能待在工厂区,工地里,同时,还要遭受暂住证的盘查,倒霉的话还会被收容遣送。就是说,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下层高度防御,虽然把他们视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但在社会结构上仍然是排斥的。而即使他们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只是一堆可以随时更换的零件,城市并没有预留他们的位置。

  当“80后”成为打工主力,时间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他们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此进入了城市的主流社会空间,不仅大规模地进工厂,还大规模地进入服务业;不仅住在工厂区,还住在城中村或集体宿舍。他们的生活和城市市民有了更多的交集。

  沿着这一路径,“90后”又推进了一步,无法回到农村的他们,把自己粘连进了城市社会的肌体里。同时,中国的社会格局开始变成了这样: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很多人通过买房而在市场的意义上“市民化”,社会各阶层共处于同一个社会空间,同坐一辆车,一同走在大街上,甚至一起住在某些小区里。可以说,除了制度还在设置种种壁垒进行排斥外,社会下层已经不是主流社会的过客了。社会的阶层结构,不再像过去那样分布于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且阶层构成悄然发生变化:现在的中产阶层不再是过去的中产阶层,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工了。

  当社会、经济演化到了这样的阶段,意味着什么呢?中国需要对各阶层进行社会整合,城镇化的推出、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收入分配改革的实施,是社会演化符合逻辑的结果。只有把社会下层视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民,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在阶层地位上把更多人往上提升,中国才可能在社会格局重构后脱胎换骨。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乱子的话,那么,不再像过去那样了,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内部冲击的,是一种“内爆”,换言之,是“社会”烂了后再冲击其他—这无形中放大了杀伤力,但愿它不要超出我们的想象。

  陌生的行为逻辑

  这涉及社会下层的认知世界和行为逻辑。在某些条件中,他们会干些什么?又不会去干些什么?

  作为社会“内爆”的一种初步症状,社会下层的失意者烧公交车、在大街上砍人,让很多人在愤怒的同时也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伤害无辜者?常理根本无法解释。

  个体行为如此,可能的大规模群体行动,恐怕也是。

  社会下层作为抽象的庞大群体,原子化则渺如尘埃,聚合为心理群体、组织群体则具有改造世界的惊人能量。在中产阶层社会(比如欧美、东亚的发达国家),由于是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社会下层对政治结构、社会走向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期前,社会下层一直是重点被防御、被同情、被利用,当然也是被研究的对象。

  最起码,现在中国的中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有两种典型反应。它们既来自于“阶层偏见”,也来自于此前的一些研究,比如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来自于法国政治心理学家勒庞,来自于柏拉图,等等,还来自于现代的反民主“传统”。

  其中一种反应是把社会下层视为同情的对象,他们生活艰难,被压榨,被羞辱。因为这种处境,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道德资源。他们要改变自己的阶层命运,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抗争。但是,这一反应预设,社会下层缺乏自组织能力,需要有精英的参与和引导。

  还有一种反应是把社会下层视为防御的对象,他们懒惰、愚昧、倾向于暴力,是“乌合之众”,是“民粹主义政治”的群体基础,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反应有一点殊途同归:都不认为社会下层可以理性地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精英的思维。

  不能说它们在事实判断的意义上是错的。但是,它们对现在中国社会下层的行为逻辑没有什么解释力。时代、社会背景、人群,都不一样了,把社会下层视为“革命群众”和“暴民”在判断上都是错的。事实是,他们作为一堆社会原子,已经不具有传统的那种行为逻辑。

  有几个特征决定了这一点。

  社会下层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是没有“根”的,因此高度原子化,缺乏阶层认同,感觉到渺小和无力。他们眼中的世界,更多只是经验中的世界,而不是社会中层、上层眼中的世界,他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和能够接触到的人的关系。他们对世界所做出的反应是无序的,更多具有心理反应的特征,或者忍着,或者要爆发,追求的也只是短暂的、无特定目标的发泄。

  换句话说,这帮人即使要冲击社会,心理上也是针对“所有人”,而在实际上,针对的只是那些和他在生活空间上有交集的人,而不是“秩序”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下层不像中产阶层和社会上层是理性和利益动物,而更多是一种心理动物。

  另外,他们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是依附于市场而进入的,早接受了市场所玩的那一套,并被嵌进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较低位置里。这一套东西和“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从骨子里就渴望自己能够往上攀爬,但采用的并不是“推倒重来”的方式。即使他们深度受挫,压抑和怨恨,从而和富人之类的人有对立和冲突,也只是社会意义上而不是阶层意义上的对立,是混乱、无序的社会冲突而不是针对性强的阶层冲突。他们既不按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反应所害怕的方向走,也不是第一种反应所想象的那样。

  社会下层长期游离于政治结构之外,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逻辑:对社会事件有兴趣,而对制度并无热情。其对政治的影响,不像中产阶层那样通过观念、理性的行为直接指向制度和政策。他们唯一的影响力只是肉身,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影响政治。在社会下层面前,“社会”总是要先挡子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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