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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消费信贷再升级】

2017-12-12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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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而一些国际媒体评论说,在美国撂挑子的时候,中国已成为全球化领导者。

  这是中华民族巨大的机遇。

  但在这背后,存在着一系列的挑战。非常明显的挑战有两个。

  一个是急需激发、生产出一种公共性的道德资源,来维持社会经济结构的良性运作。在过去,我们已经吃过一些道德滑坡的苦头,经济继续发展也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二是我们需要在诸多方面,使整个社会结构适应、支撑我们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

  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的强大思想资源中获得启发。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著名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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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公共性

  《南风窗》:我记得弗洛伊德说过,一种社会制度,是需要它的“心理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真无法玩得转。你对休谟有深刻的研究。休谟好像也说过,一种社会制度,也需要一个人性基础。

  我们想知道,中国社会现在的“运作”,建立在什么样的人性基础之上?您从中观察到了什么?

  高全喜:过从制度演进史的角度看,一个社会的整体生活形态,需要一系列机制予以支撑,人性基础当然是其不可或缺的要件。不过,关于人性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既有一个古今之变,又有一个中西之辨。

  这什么意思呢,下面我简单予以讨论。

  首先,古今之变指的是,古典的社会理论有一套看法,现代的社会理论又有一套看法,两者之间是有重大区别的。

  例如,古典的思想家们一般都主张,一个优良的社会制度依赖于一种德性的道德基础,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还有中国的儒家,都基本主张性善论,认为一个正义的社会或好社会,需要人们发挥人性中的良善,通过人性的美德实践,就可以构建一个好社会。

  而一个社会之所以失序溃败,是由于人性败坏了,人性的败坏导致社会的腐烂,所以,人们要发挥性善的方面,通过道德推衍出一个好社会,古典社会一般是道德优先论。

  《南风窗》:现代社会呢?

  高全喜:现代社会的理论与此不同,很多思想家们一般都认为一个社会的基础,更根本的是法律,其次才是道德。法律的本质是正义,道德的本质是德性,法律之正义要优先于道德。

  这个假设是基于一般人的常识,因为我们不能假定一个社会的所有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我们只能假设一个社会是由一些既有私心也有仁爱的大众组成的。因此,对于大众来说,只要有了正义的法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的社会,是一个权利受到保障的社会。至于一个良善的美德社会,是社会培育出来的,不能通过强权来强制实施。

  不过,正像胡适所指出的,一旦有了一个法治的社会,必然会滋生出人们的道德情操,反过来,如果一味强求道德,就会产生出一些伪君子。

  《南风窗》:这个从心理学可以论证。强求道德,要求人们具有这个美德那个美德,其实就是透支人的人格。比如,一个人明明恨一个人,但要求他有宽恕的美德,那就意味着让人不要再问正义是非,让人要把恨给压抑住。他看上去是挺高尚,但心理要埋单,要“藏污纳垢”。心理因此受不了,会扭曲,反过来,心理的这个问题又会恶化为人格问题,于是人其实很虚伪。

  所以得先考虑正义是非。

  高全喜:休谟已揭示过这一点。他的人性论包含两个向度,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其实他更赞同法律的优先性,属于正义优先于美德的现代思想谱系。

  至于中西之辨,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较为偏重道德,贬低法律,西方则是现代的社会理论,偏重于法治,把道德置于私人领域,而公共性对于一个社会更为重要。

  不过,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法律的理解是偏颇的,只是刑罚意义上的,而真正的法律应该是民法与公法,由于对于法律的理解分歧太大,所以,中西的思想需要一种现代语义学的辨析。总的来说,一个社会的运行出现了问题,甚至败坏了,固然与道德有关,但就现代社会的状态来看,主要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法律等制度问题。道德败坏只是结果,不是原因,我们要使得社会好起来,固然提倡道德是必要的,但改变制度更重要。

  公共制度的洞开

  《南风窗》:我记得有位国外学者在他的一本书里说过,一个社会的运行,是要消耗道德资源的,即支付道德成本。这个道德资源就像矿产资源一样,只是在挖,总会挖完的。挖完那就一副“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末日景象了。

  所以应该有一个可以生产道德资源的社会机制,就是社会一边运作,一边也生产道德资源。我突然记起了古代中国,对精英的道德要求挺高的,要做出很多道德示范,儒家就比较讲究这一套。

  现在呢?有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可以生产道德资源?

  高全喜:很对,你的这个问题就与我前述的看法有关了,某种意义上说,人性古往今来并没有多大变化,古代人与现代人、中国人与英国人,在人性上能有多大的不同?所谓永恒的人性,人性的普遍性,这一点,柏拉图、康德与孔夫子、王阳明的看法并没有了不得的分歧。

  但人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治理下,其表现却是有着霄壤之区别。西方人都知道罗马晚期的道德沦丧的腐败时期,那时的道德状况是与当时罗马人的制度溃败密切相关的,至于中国的很多时期的道德溃烂,也是与社会失序、礼仪制度崩溃密切相关的。

  所以,道德需要有一个培育与滋生的资源,在古典社会就是礼仪宗法制度,而在现代社会,则是工商法治的文明秩序。尤其是对于现代人来说,仅仅提倡仁爱是不够的,很容易消耗掉,但提倡市场经济下的道德情操论,像亚当·斯密和休谟等人在苏格兰启蒙时期的思想中,把道德资源放到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法治社会的构建方面,开发出一个公共社会的道德孵化器,这样诸多的德性就在公共性的广阔世界有了新的释放空间。

  诸如仁爱、勇敢、坚贞、礼让、豪迈、谦虚、恭敬、怜悯、诚信等众多的德性,它们可以在公共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释放出难以估量的建设性力量。这些对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全方位的影响和塑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仅仅把它们限制在私人交往的狭隘领域,只是私人德行,则就会逐渐枯萎。

  所以,要使得道德成为一股活水,其资源的开发乃在于公共制度的洞开,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施展出自己的道德的力量。目前,这对于中国的社会建设,对于儒家的新开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南风窗》:我观察到现在很多人越来越退回到他孤立的自我,想守住他还能守住的东西。所以对自己的要求不高,但对别人的要求却很高,当涉及到自己时,对别人说“这不是我的义务”,但当涉及到别人时,却要求别人这样那样,似乎别人有这样的美德。好像很多情感,比如勇气、仁慈、怜悯都较为缺失。为什么弄成这样?

  高全喜: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是普遍的,也是不好的,之所以会如此,我认为还是由于我上面说到的问题,即很多人还没有转换观念,没有完成从一个私人道德向公共道德的转型。

  如果局限于私人层面,很多人往往是义务论的,当看不到社会中的他人实施道德时,就以为社会或他人变坏了,于是只能退守自己的一隅,但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自我,越来越丧失公共性。

  《南风窗》:的确如此!

  高全喜:其实,真正的道德要催生在公共性的投入和相互塑造方面,他者不是道德的对立物,而是与自我联为一体的共同体,道德便是与众多他者打交道或结为共同体的规则。

  这个规则只能是公共性的规则,而不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自己讲权利,对他人讲义务,最终便会失去共同体。公共性的本质是正义,即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古典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应得”的权利,现代思想家罗尔斯叫“共同善”,说的便是如何在一个公共领域实现公正的美德。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于公共领域的思想开发和制度构建,这与罗马社会和英美社会区别较为明显,我们讲家国,在传统社会,家当然不是公共社会,而国其实不过是帝王之家的放大,也不是公共社会。

  所以,我们的道德就缺乏公共性的维度,对于一个自我参与治理的共和制度,小到村镇,大到联邦,都没有道德的基础,也就难以理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道德哲学和英美社会的政治传统。我一直认为我们的道德思想建设要借鉴罗马时期和美国建国时期的国民美德课程,因为我们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国家,人民的道德哲学不是私人领域的家国哲学,而是公共哲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道德学。

  理解,并超越

  《南风窗》:我发现,我们原来熟知的很多分析框架或理念,都有点失灵了。比如无法用“民粹主义的成功”去分析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我认为用“民粹主义”之类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也没有意义。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无所适从。或者说,需要一种新的探索。

  高全喜:对于现代思想的理解,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论的方法,否则就容易陷于教条主义。例如,用民粹主义来解读特朗普就是一种教条主义,而西方所谓“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也是某种教条主义,这些都不符合现代富有活力的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的思想脉动。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主要是因为,要理解现代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以及全球秩序,是有一个演变与发生的过程与机制的,不能说自由主义的某些原则和理念不是现代性的,但现代性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复调结构,西方所谓“政治正确”下的很多原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片面坚持与强制实施,就失去了社会基础,变成一种教条主义。

  西方的大众民主也是如此,民主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性的,也是包含着正当性的,但如果一味以多数决甚至数人头为政策依据,甚至为“众声喧哗”所捆绑,就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方面都有片面性,极端化都是有害的,会导致社会的失序。

  《南风窗》:以上说的是西方,可以对我们提供借鉴。具体比如美国呢?

  高全喜:在美国有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弹我认为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助益于美国社会的修复的,它表现出美国精神中的复调结构的变奏。这种情况在美国也不是头一次出现,从美国的南北战争到二战,直至今天,这样的震荡曾经出现多次,其结果都是较为良好的,像一个钟摆原理一样,特朗普也是一次重大的调整,以扭转政治正确的左翼自由主义之病。

  《南风窗》:回到中国,我们放眼世界,要注意些什么?

  高全喜: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认识,那就是美国以及全球秩序,又开始一次大的调整,我们要理解其中的逻辑;其次,由于中国的历史语境与西方不同,他们的“政治正确”是一种片面性,但或许对于我们就是一副良药,或者,特朗普的保守主义所带来的美国和全球秩序的变化,对于我们的挑战与机会是同样多的。关键是我们如何找到一个现代制度运行的基本机制,而又不被教条主义所迷惑,无所适从。

  我认为这里的要点还是要使得自己融入现代社会,继续改革开放,理解和学习西方现代社会演进的历程与逻辑,然后再强调独特性。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社会的复调结构,这样才能真正应对新的世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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